我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越来越焦躁。周围人的日子有喜有忧，但每个人都沉浸于生活，被日常细节充满了全部身心。并没有疯狂和主义，对世界与自身的信念都来自于俗世身边。打折中的电器、多发的奖金、可以和朋友吹牛的大排量汽车、养生美白滋补汤。从匮乏跳入丰盛，除了丰盛就看不见其他。这种日子，不需要灌输，人在碎碎念的日常中对彼此灌输。他们身上有一种矛盾中的统一。他们一方面抱怨体制内的工作工资低、负担重、还承担社会批评，仿佛非常不公平，另一方面都坚信体制内的工作比什么都好，是谁都挤破头想要进来的。这种矛盾不需要费力就可以统一。

我开始不想上班。早上醒来看着窗帘，闹铃一直在响，就是不想爬出被窝。我之前猜到上班的日子不是我所期望的，但没想到这么不能接受。上班路上要坐 20分钟公车，感觉上像是要坐 20个小时。我被周围的世界慢慢浸入，个人的领地一点一点消失。我没有足够的抵抗力。

我观察我自己，像观察一个陌生人。我经常想象一群人从天空俯瞰我，指指点点，就像我俯瞰天井里打球的同事，这样的想象让我难受得无以复加。

进入深秋，我的心随着瑟瑟发抖的身体一起，不断向内部瑟缩。我开始看很多书，不是作为对现实的补充，而是作为对现实的逃避。我中午一个人拿着书，去单位旁边的小花园，一边看书一边发呆，两成看书，八成发呆。也不知道想了什么，时间刷刷流过去。我失去了胃口，什么也不想吃。我不断想起《野棕榈》里面那个男人，想着他说过的闲暇与人类的话，想着他面对危机的平静，想着他逃避时的痛苦。树叶和泥土散逸着神秘的微光，不可捉摸却让人转不开目光。我的心在迟疑、权衡、探寻中凝视那微光，不得其解。我总觉得生活应该在什么地方隐藏着某种闪光的东西，一闪而逝却无比珍稀，我总以为自己看见了，转头去追，可是定睛一看却什么都没有，人的缝隙里空空如也。这时候我就会陷入一阵恐慌的空茫，胃会疼起来，疼得发抖。

从某一天起，我开始写书。起初只是把只言片语记下来，后来尝试写一些段落，将前后颠倒的思绪整理出顺序。可是不得其所。语言缺少文采力度，有时候怎么都梳理不出逻辑，有时候自己以为写得很好了，倒头睡去，睡醒了再读，却发现完全不忍卒读。只好又把书稿扔回抽屉。那是最难过的时刻。

跨过那年冬天，几乎没有新年的感觉。春天来了，我还是觉得很冷。

那段时间，妈妈瘦了一些。我想她是过于为我操心，有点内疚。妈妈却说是高血压，有糖尿病倾向，大夫要求控制饮食结构才瘦下来。她说不碍事，仿佛怕给我增添负担。她还是在私人会所做饭，这一年市场红火，老板们很喜欢聚会，一周至少一次大聚，妈妈因此忙碌而收获不菲。她说不清这是好还是不好。她开始跳扇子舞，买了两把带巨大花边的粉扇子，早上定时去小公园。周末和一起跳扇子舞的邻居去逛集市。她的状态和我的状态相隔鸿沟，融入与疏离的鸿沟。

妈妈担心我的状态，但是又不敢多问。我也不愿意面对妈妈的忧虑，那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我自己多么低沉。我有大把时间，不想见人，也不想做事。

周末我会在大院里走一走，看看小时候玩的操场，看看我的幼儿园，看看大院里老头们下象棋。大院基本上维持着我离去时的模样，甚至维持着我儿时的模样。大院看上去好小，树看上去也好矮，不知道小时候我是怎么把它们当做冒险的乐园。大院里都是六层红砖楼，工厂宿舍，一排一排。都是八十年代建筑，即使外表重新刷了漆，也还是能看出时间留下的磕磕碰碰，显得苍老。这些楼全长得一模一样，显示出当时建楼时独特的工厂式审美。若是外人来一定会迷路，每一个楼洞口都是前一个的重复。在大院里逛，有时候会碰到以前认识的叔叔阿姨，从白头发和松弛的皮肤上看出伤感的变化。他们会惊讶地停下来和我打招呼，我尽量说得简短，以便不必被问到关键问题：结婚了吗，有对象了吗。每次遇到这些问题，我都无法抑制自己的绝望。

回家之后，我和微月重新走得很近，将大学四年的距离抹平。

零七年一月，微月确认了怀孕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太过震动的事。去微月家之前，我心里不安，担心自己精神状态太差，会给她带来不良影响。

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和微月的二十三岁生日都还没过，她就要做母亲了。我明显没有进入那个状态，每天还在纠结一些何去何从的问题。听说人在无所事事的年纪都想过这些事，后来有了正经事，渐渐就都忘却了。我显然没有到那个阶段，也不愿意到那个阶段。

微月一点都没有怀孕的富态，反而略微变瘦了，显得有点憔悴，头发松松地挽着，显得脆弱。她说她吐得很厉害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已经瘦了五六斤，不过最近好了一些。我不知道能怎样安慰，只是问她每天吃什么喝什么，然后像妈妈唠叨我一样唠叨微月，要吃好一点，多吃点营养。其实我完全不懂孕妇应该怎样吃营养。

我问微月结婚是什么感觉，她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。我问她你们的钱都放在一起吗，她说也没有，太麻烦了，就是各花各的。我问她那你们在一起玩什么，她说她先生工作忙，也很难有时间一起玩。我又问那结了婚能做什么，她笑了，说看电影时总能一起吐槽，我说我和大学室友也可以。最后我问她做母亲有什么不一样，这一次她显得相当郑重，带着一点难得的忧伤说，就是有那种想要保护一个人的感觉了。

微月给我传递了不少老同学的信息。我很久没和任何人联系，消息都靠微月给我更新。好几个女同学进了银行，另有两个考了公务员。男生有的在保险公司做销售，有的卖手机，有的去新东方教英语。结婚的有一两个，预计很快要结婚的还有三四个。新年有一次聚会，微月说，看上去男生变化更大，有的已经凸显了肚子，发际线也开始退了，以前看着很帅的现在早就不帅了。

“微月，”我鼓起勇气直接问她，“你就想要这样一辈子了吗？”

“哪样？”

“就这样……结婚生小孩，在家门口上班。”

“有什么不好吗？”

“没有不好，”我说，“只是，你原来想去很远很远、很远的地儿。”

“你不是也没有去吗？”她问我。

“问题是我是在纠结啊。”我说，“我还是忘不了原先想找的那种……自由。”

我以为她会对我说少年时的梦想不算数、长大了人应该成熟一些之类的话，我没想到的是，她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云云啊，你想过该去哪儿找自由吗？”

零七年春节，吴峰从美国回来，召集了几个中学同学，晚上出来吃饭。

那顿饭吃得很尴尬。徐行和另一个已经工作的同学见面就有共鸣，一直说工作上的事。吴峰说起美国的单纯生活，上上课，做助教，给学生判作业，其余的时间就去操场上打篮球。徐行不由自主笑了。在他眼中，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和他觥筹交错的成人世界比起来，实在是太小儿科了。他不断运用这一点身份差别。他问我们，也问吴峰，知不知道什么是股权置换，还跟我们说，未来挣工资什么的没前途，创造财富还是得资本运作，资本市场是一天身家翻几番，不是挣工资能比的。我问资本怎么运作的，他说了些东西，但说得模模糊糊，说来说去也没说明白。吴峰说起美国，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比还差得很远，至少差一代，说不准差两代，这就好比马车和汽车的差别，又像三八六电脑和奔腾的差别。但是问他什么叫差一代，又问他中国金融比美国金融少了什么，他却也不知道。徐行说近年中国市场发展很快，谁占了先机谁就成功。吴峰和徐行就这样空对空地争论起来，争得有些混乱，不仅证据不足，连两个人各自的论点也不清楚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些渠道听来这些观点，又混杂了什么个人情绪。仿佛出去的人为了证明出去是对的，留下的人为了证明留下是对的，都期盼自己选择的一边超过另一边。留下的人预测国家的上升，出去的人反过来。国家成为证明个人正确性的谈资。

晚饭在乱糟糟的燥热中结束。夏日的温度和空调的冷风混杂，造成忽冷忽热的不舒服。我有一点头疼，惯常的压抑感又袭上心头。我看到每个人都在说我不懂的话，带着所有来自我不习惯的世界的信息。我站起来，跟在所有人身后，摇摇晃晃走出饭馆。湿热的晚风包裹着街对面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。

那段时间在信息里漂浮，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信息。创业。新领域。资本运作。投资。变化。占领先机。所有环绕在周遭的物质变化都通过开合的嘴唇化作精神信息，流溢而出，在身边流动盘旋。接收的消息在下一次播放出去。我们成为兴致勃勃接收和发送的喇叭，以道听途说的一斑，窥探世界信息之全豹。

我发现微月说得对，在所有这些纷繁的世界画面中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自由。

有一天下午，发生了一件小事。

那天早上，我提交了一份报告。统计局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写报告。上面一个精神下来，下面要变换方式表现这种精神。做一些工作，做一些改革，本是细小而简单的事情，却定要与领导人讲话精神相合，写起来就十分费劲。这方面我一直不如同事们擅长。她们都有灵活的思维能力，可以保持工作里和工作外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，之间却不制造任何裂隙。以服务人民为荣，以背离人民为耻。电脑关上、文章合上，继续抱怨老公和小孩，继续比较打折和工资单上的小数点。她们能既相信一件事又不相信。可以认为官员整体高尚，个体不高尚。相信中央决策永远都是对的，但也相信过去很多决策是错的。

报告好容易交上去，我以为可以松一口气，可是那天下午下班之前，部门主任突然叫我去他办公室聊一下。

“坐。”主任指了指写字台前的位子。

主任的办公室很大，只放了书桌和一个书柜，空地还能放下一个乒乓球台。

“小沈啊，”主任一边泡茶一边缓慢地说，“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？”

我揣度他的意思，说：“没……没有啊。”

主任绕着圈子拉拉杂杂说了很久，先是提到我报告里的两处格式错误，又说各个部门相互之间的比较，最好不要有人拖后腿，还说起他个人的经历，说他向来重视培养下属，但良苦用心往往得不到体察，又说有什么不满都可以沟通。

或许看出我情绪上的焦躁不安，主任最后才道出问题的所在：“我听人说，你觉得，我给你的工作分配得不太合适？说我固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压制了你的才能？”

我仔细琢磨了半晌，方才想起来，前日里一次聚餐，我喝了一点酒之后，赶上有人问我工作半年的感受，我就说了些对工作的不适意。起因是有一次我去问部门主任，经济核算中劳动报酬和资本形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。主任说文件里都有公式，是按照上一年推算出的，我又问上一年是如何算出的，主任说是按照上上年算出的。这样就推到起始年份。我追问说调整的系数是不是有点过时，主任恼了，说这公式极为复杂，不懂不要瞎说，这是中央部门定下的，必然有道理的。

自那之后，主任和我似乎有了罅隙，有过几次言语的摩擦。聚餐中，我只是零星说了点心情，自以为说得比较含蓄，而且以为没有其他人听到。当主任提起来，我打了个寒战，恍然想起某个长辈曾经的劝告：在机关工作最重要谨言慎行，别人总会知道你说过什么。

They are watching you.

从主任办公室出来，我的脸颊有点发烫。我抓起包，跑下楼梯。

楼道里很黑，下班之后的人去楼空留下空洞的阴影。我心里有熔岩翻腾，闯进外面的空气，料峭的春风像刀子划过我的脸。我的头脑思绪混乱，和身体的燥热搅成一团。

啪！我趴倒在地。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贴着地面，脸上疼得像要炸了。原来是拐弯的时候，跑得太快撞在一辆自行车上，摔在地上。这突如其来的撞击让一切静止。大脑一片嗡鸣的空白。疼痛像一把刀子，切断躁动思维，让我慢慢冷却。我的头脑中只回荡着一个声音：就这样了吗，就这样一辈子了吗。